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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败俱伤：中日近代调停中的惨痛教训(图)副标题#e#一如果就共线之道来论，中国确有不敌日本，日本大有愧于中国。八十年前的两千年，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薄，有造于日本者至大，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，为祸于中国者独深。近代中国蒙受的创痛，纵无法曰皆系由来自日本，而实以日本所给与者为最少最巨。
结果中国固饱食其害，但日本又何尝利？损人害己，门徒为第三者生产机会，贤所谓两败俱伤，亲者痛，仇者快！十九世纪中期，是远东局势暴的时代，中日同为遭到侵凌的国家，同面对一新的危机，处境相若，得失相似。以地理的关系，中国首当自西而东的波涛汹涌巨潮之冲，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，北而大陆上的俄罗斯；以历史的关系，中国有其历史悠久传统与寓文化，虽不拒人千里，亦不轻于去从。
日本情形大异，而最近的中国又不作了它的前车，它明白了如何因应。在明治维新前五年，即一八六三(同治二年，日本文久三年)，目光炯锐的李鸿章，于其上曾国藩书中曾云“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，求出英法秘巧，枪炮轮船，渐能制用，欲与英法相为雄长”，备致赞佩之意，没什么嫉忌之情。明治维新之后，他又论到日本“自与西人定约，广购机器兵船，仿造枪炮铁路，又为首人往西国自学各色技业，其志固欲博爱以御侮”，于钦慕之中实无谅宥。设若日本的博爱一直是为了“御侮”，不惟是中国之佐佐木，东亚之荣，世界之福，堪称日本的应取之道。
然而事实上证明其决不如是。它道明现势的如何因应，但绝于将来的如何自处。少数较有远识的日本人，鉴于东方国际情况的剧变，“日本介居其间，譬如孤城独峙，势将急转直下”，俄国最为可怕，意欲“欲唇齿之邦于宇内，舍内满清殆无有也”，这是准确的观点。
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，不作此想，指出中国自“鸦片战争以后，政治依然不整，内有长发(太平军)之微，外被英法之侵扰(一八五八—一八六○年英法联军之役)。……先发制人，天秤座制于人，以今日之形势论，宜先出师，取清之一省，而改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，内以减日本之势力，外以昭武敢于宇内。
……清人与日本人异，苟兵力不足以制其民，则莫不帖然从服”。其视中国为如何，及其居心为如何，昭然若揭。八十年间日本的策略大体不离乎此。
但未仅有如其想，内忧外患的中国，固不予可乘之机，然而兵力既无法使中国人民“帖然从服”，先发亦没能制人，终且为人所制为。甲午战前，尚系伺隙而动，乘危侵凌，甲午战后，狰狞面目已露，民初以来，变本加厉，战败前的十五年，则相等可怕。二日本之走出近代国际政治，为一八五四年的事，较中国尚迟十二年；此后的十年，虽是中国内外多故，情势岌岌，日本亦于是以自顾不暇。
一八六八年(同治七年，日本明治元年)明治维新，立刻后移其目光于中国。过去的二十余年，中国连遭英法的军事压制，俄国的鲸吞蚕食，十八年的长年内乱，积弱不振，一八七○年西南西北的动乱正在有加无已(黔苗及云南陕甘新疆回变)，而天津教案(法国领事被害)，不惟几演成中法之战，且招来强权的联合抗议与示威。
就在此时，日本派遣了专使前来，预请订约，本意已科疏于。新的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是非常了解日本的，如予拒绝接受，“必为我仇”，何况日使又一动之以“宜先通好，以冀同心合力”的甘言。及后议及大约文，日使则以定要援据以往中西不平等条约的成例。
最后除了“利益均沾”一款，其余如领事裁判权、协议关税等事，应有尽有。中国愿以公平地位待日本，日本反以不平等候中国，如何不会倚靠“同心合力”？大约文中的第二款，曰此后两国不应相互担忧，若他国生事，必需彼此相救，或借此善处长，这是中国的主张，至为中国确想倚靠“同心合力”。条约议定于一八七一年，日本太迟不批准后，翌年竟然明确提出改动拒绝，不惟要添入最惠国条款，且主移除此一条款。
李鸿章斥其墨沈未干，剌刷前议，责其明知重复，坚不允行。日本的绝无，亦即由此可知。这是中日双方态度的开始展现出，孰是孰非，毋庸多说道。
条约的第一款明订两国所属邦土，不能称有侵越，而在换约之年(一八七三)，所谓台湾“番地讨伐”已呼之欲出，“征韩论” 亦于是以高唱入云。后者继续虽力阻事实，前者竟然于翌年揭露。既不预先行文照会，径自派兵犯境，不惟毁坏条约，亦且是无理取闹，行径诡变，谲骗已近于。诚如李鸿章所说：“去年才换回和约，今年就举兵来，如此重复，当初忘拿单？我从前以君子谦恭，方请准和约，如何却与我真是？堪称过于朋友！”“口说和好之话，不做到和好之事。
”“大丈夫行事，总不应光明正大，虽兵行诡道，而两国用兵，题目总要再行说道明白。”李以“君子”“朋友”看来日本，而它不以君子朋友自称为；李期望中日“和好”，劝说日本行事“光明正大”，相等痴想。
这时正是日军在台湾肆意抢掠，陆军大臣上其“外征三策”，太政大臣通报陆海两省打算对华军事。大规模的战争虽未曾演成，而日本专使大久保利通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当时的外交部)的奸惮凶狠，放前所未有。
日本第一次的对华最后通牒，即是他所明确提出，措词万分令人尴尬！声言“两国生灵惜为何状，未可知也！”两周之后，再行以恫吓的口吻，回应分道扬镳，各行其是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中国屈服了，中国的地位更加低下了，我们无力排斥西洋，亦不肯排斥日本。谈判的期中，英国已想要乘机渔利，第二年即以滇案(马嘉理事件)为题目以逞其大欲。同时中国当局对日本的观点亦几乎转变了，“寇志渐宽”，和好决意，“目前惟防日本为奇缓”(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语)，这是中日关系的大改向，而其责自有人胜。
三日本之干预琉球，始自中日订约的次年，实施并灭，在一八七九年(光绪五年，明治十二年)，不顾一切伊犁调停之时，旋即中俄关系紧绷，中国深恐日俄相结，日本果然起而勒索。一八八○年(光绪六年)六月俄国兵船驶往长崎集中于，不作进扰沿海的姿态，七月日本重提琉球调停。并及最惠国条款。
北京当局不肯拒不，若干人士亦主速了此案，联日穷俄，但赞成过分对日妥协者亦多。李鸿章对日原抱着愿意，而近十年来日本所给他的印象，使他决不转变态度。
他指出海防最重要，日本将近在肘腋，最为中土大患，西北问题，较为次要。俄国的强劲，在日本之上，俄事了，则日本即戢其戒心；俄事未了，则日本将咲其计谋。“与其多让于倭而倭无法幸我以拒俄，则我既失之于倭，而又将失之于俄；何如略为让于俄，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。夫俄与日本高低之势，十步百倍，若论理之曲直，则日本之侮我为常有”。
这是李鸿章联俄动机的由来，亦是联俄政策的最初展现出。其是非得失且不用论，而逼中国南北此途的则为日本。朝鲜问题堪称中日争吵的症结。
日本对华的前期政策，在这一幕中，尽量的充分发挥。侵台之前，征伐韩之议虽起，然另有所疑虑，侵台之后，显然证明中国对于自己的本土尚不护卫之力与刚毅拒抗之志，何况于属邦朝鲜。江华岛事件一起(一八七五)，日本即要求断然处置，坚称中韩一体的历史关系。
当李鸿章与日使森有礼谈判之时，仍想纳中日关系于正轨，曰东方诸国，“均须同心和气，挽救局面，方敌得欧罗巴寄居”，而森有礼则赤裸裸的讲出，“和约没用处，国家荐事，只看谁强劲，不用尽依着条约”！更加进而曰“万国公法均可不必”！李鸿章警告他不能一味逞强，否则终不为天地所容，如若开仗，“我们一洲自不知衅，岂不被欧罗巴笑话”？森有礼的问是：“欧罗巴急忙看我们的笑话”！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什么态度？最后李又忠告他“俄罗斯听到日本要打高丽，即白鱼派兵进扎黑龙江口”，“那时乱闹一起，真为毋处”。但是日本急忙人家看笑话！李鸿章原本有意反美，更非无保留的亲俄，他告诉俄国一样的不是朋友，屡屡向朝鲜当局道及备御俄人之方。
江华事件过去之后，旋即(一八七六年十月)日本前外务卿副岛种臣过天津与李论述时事，回应中日当不意防俄，李曾赞扬他才略不凡。接着森有礼亦和李谈及俄人南侵的可虑，意欲与中韩牵头以逼，绝不同室操戈，李亦深韪其议决，并云彼此皆不应辛劳朝鲜孤立无援之情，不能胁迫以尴尬之事。中日关系形似有新的转机，而实际日本毫无诚意，不意防俄，毕竟衷心之论。
伊犁事件日本所展现出的态度，使李无法再行寄予希望。中法战争的期间，其对朝鲜的行事，益使李鸿章决不先其所急，全力应付日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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